【特稿】
團體力量大––當代教會需要知道的事
作者：帕克．巴默爾〈Parker J. Palmer〉
譯者：應仁祥、李翊萍
作者介紹：1988年帕克．巴默爾被選為美國高等教育界三十位最有影響力的領導者之一。寫過不少有關教育、團體、心靈方面的著作，如《讓生命發聲》（Let Your Life Speak，商周出版社，2005）、The Active Life、A Hidden Wholeness、The Courage to Teach、To Know as We Are Known等。他也開辦課程，幫助許許多多的人；《紐約時報》、PBS等重要媒體，都曾報導過他的工作。
「我們期望聖靈的降臨，儘管我們對此所知甚少，只知道聖靈將會降臨的地點，是一個名叫團體的地方。」這段馬丁．布伯寫在《人與人之間》（Between Man and Man）的文字，毫無疑問是先知性的話語。上帝選擇臨在人類最需要祂的地方，而我們這個時代最迫切的需要，就是團體。時至今日，任何有思想的公民，可能都有過這樣的疑問：除非生活在一個鼓勵節儉的團體裡，否則哪有多餘的資源進行公平分配？除非生活在一個鼓勵開誠布公的團體裡，把我的行動和其結果攤在陽光下，否則我要如何學習負起責任？除非生活在一個不分階級的團體裡，否則我要如何學習與人分享權力？除非我歸屬於一個支援團體，否則我如何能在需要付諸行動的時候勇於冒險？
和上面這些難以回答的問題相反，現在最受歡迎，關於團體的想像，很可惜總是帶著田園色彩，太過情感取向。特別是白種中產階級，在他們眼中，團體的價值只在於是否能為個人服務，卻故意忽略團體這概念所帶來有關政治和經濟、公義的挑戰。當我們談到「一起生活」，我們的用詞是浪漫的，和真正共同生活所需的艱苦紀律，相距十萬八千里。可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問題，卻不能從個人主義或浪漫唯美中找到出路。要想讓團體的概念對我們的處境說話，我們必須改變討論的用語。而教會，在世界重新定義這些用語的過程中，正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。因為，當教會回溯自己的信仰歷史，將會學到許多關於團體的真理，而這些正是我們最需要仔細聆聽的。我們應該記得，上帝呼召我們活在團體裡，不是為了我們自己，而是為了其他人；我們也將回想起，既有真的團體也有假的團體，儘管我們分不出來，但在上帝的眼中，這兩者的不同是非常清楚的；我們更會學到，真正的團體，一定帶有某種政治信念，為要與那些危害人類整體的權勢相抗爭。儘管眼前看來，我們那種只看重情感交流的團體觀念，當代的教會正是主要的始作俑者，教會歷史仍舊提醒我們，團體從來就不是某個華麗的烏托邦，而是一個帶著應許和紀律的地方，透過團體，上帝要將神國奠基在這個乾渴的世界上。
團體在政治上所扮演的角色
對團體熱烈追求的風行，大多來自人們想醫治內心孤寂的渴望。然而，如果只用這個角度看待團體，那麼將永遠無法窺見團體概念的全貌；也將掌握不到個人問題與政治事實之間極其重要的關連。
孤寂並非單單個人性的問題；孤寂也有其政治方面的起因和結果。我們之所以孤寂，是因為當前的社會不允許我們在共同的命運和議題上，有機會與彼此互動。這種孤寂，使得我們都成了成千上萬政客操弄下的犧牲品。我們的孤寂，不但使我們的力量減弱，更帶來了政治上的危害。能夠明白這項事實，我們就有可能創造出一個團體，同時帶來政治層面和個人方面的健全發展。
一直以來，政治學家都知道，一個團體不論其形式為何，都能在政治權力的分配中扮演關鍵角色。家庭、鄰里、工作團隊、教會，以及其他義工組織，斡旋在孤單的個人與政府的權力中間。這些團體提供了一個緩衝地帶，讓人不致於孤單地對抗國家政府的命令。團體放大了個人的微小聲音，讓有可能故意忽略個人聲音的政府組織，非聽到不可。除此之外，在這樣的團體裡，我們從與其他人的相處中，學習了許多技能，好讓我們能在自己與他人的喜好之間達成共識。
如果，這些團體的數量或質量衰弱了，那麼所謂的「大眾化社會」（mass society）就會取而代之。大眾化社會的特色，不只在於其大小，而是基於一項事實：大眾化社會裡的每個組成份子，彼此之間的關係，不具備擺脫政府干涉和控制的能耐。處身於大眾化社會，每個人都是孤獨的，沒有什麼組織網絡，能帶領他們保護個人存在的意義，擴大個人的能力，或是學習民主的氣質。在這種社會中的男男女女，他們的孤寂，正反映出他們在政治上參與的無能；而從大眾化社會通往極權主義社會，往往只有一步之隔。
當我們想要尋找解脫之道，好讓我們擺脫孤寂，一定要學的一件事，就是要知道，個人的身心健全，來自於我們是否有能力去關心自身以外的事物。最有效的治療，就在於看清我們的痛苦也是別人的痛苦，然後試著連結在一起，好能抵擋種種引發我們這共通疾病的惡劣環境。最終來說，真正的健全，需要我們具體的向外行動，建立一個又一個團體，這團體將賦予我們能力，引導並豐富我們的人性。
真團體與假團體
不是所有團體都有助於我們的生命，因此需要學習如何分辨真實的團體與虛假的團體。社會上有很多自稱是團體的組織，不見得都是真實的團體。當我們看清其中的差別，就能從太過情感取向的共同生活再往前邁進一大步。
假團體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極權主義，而這也正是真實團體日漸減少後的結果。生活在大眾化社會的人，感覺自己的生命只是滄海一粟、微不足道，因此常渴望從某件大過於個人的事物或觀念那裡，尋求認同。這種渴求只有團體的出現才能得到滿足，而極權主義就總是把自己扮成那付模樣，讓人以為可以從中得到滿足。然而，納粹德國所帶來的，豈不是一種惡魔般的「共同生活」；國家主義或種族主義所應許的，豈不是一種看似理想實則走向狂亂的團體？
從形式來看，虛假的團體和真實的團體有很多不同的地方，舉個例子，真實的團體不該由國家所組成，而是應該獨立於任何政府權力單位之外；又好比，在虛假的團體裡，群體總是被視為高於個人。然而，一個真實的團體，會讓個人和群體一樣，有權利在關乎真理的事上發聲。虛假的團體把同質化視為理想，無法接受不同的聲音，並且喜歡劃分你我；而真實的團體，企圖跨越社會所劃定的界線，將不同的人都連結起來。
不過，如果從神學角度來區分，我們可以很快進到整個問題的核心：虛假的團體就是偶像崇拜。這些團體把某些有限的東西，好比種族、宗教、政治意識型態，高舉成終極實體。他們混淆了自己的權力和上帝的權力，最終試圖用自己的力量來決定生死問題。從根本上來說，虛假的團體是一種惡魔的團體，不過這不代表真實的團體就是神聖的團體，因為不論是真是假，團體總是帶有人的特性在其中。然而，真實的團體會採取和上帝立約的模式：他們將經驗到上帝的憐憫和審判。
團體最終是個宗教現象，因為除了某種超越的力量外，沒有誰有辦法將一群既任性、又有問題的人類，連結在一起。一個團體生活品質的優劣，就決定於他們所仰賴並遵行的是什麼力量。
破除團體的迷思
想要定義何謂真實的團體，我們需要拆解現代思想中關於團體的浪漫迷思，這些迷思讓真正的團體難以出現。第一個迷思認為，團體是個創造出來讓人感覺舒服的地方，團體讓我們的享樂生活變得更享受。而為了讓生活更富裕，團體成了一種消費商品––你可以在週末，向某個潛能開發中心購買大量的時間；也可以在鄉間買塊地或房子，在那裡與朋友們相聚。但是說來奇妙，團體就是那種你越想直接得到它，它就離你越遠的東西，換言之，團體是委身和努力之後的副產品。當我們邁開步伐，為要醫治傷痛、服事他人，或是改變某些不對的事情，團體就出現了。我們會發現，彼此正是同路人，為了護衛生命，在種種逆境中堅不退守。這也是為什麼，讓人印象深刻的團體，總是誕生在能從辛勞體會喜樂的人群當中，這些人包括：為了追尋身分認同和社會公義的少數族群、為了追尋自由與人權的婦女團體，以及用生命堅定地向暴政斷然說不的人們。
另外一個迷思則告訴我們，團體等於世外桃源。我們可以毫不費力地進入，在其中與他人建立舒適的人際關係，輕而易舉地宣稱重新找回了屬於自己的「兄弟姊妹」。但是團體並不是這樣，它更像冶煉金屬的熔爐。團體代表了不同自我的碰撞，哪裡有因放棄自我堅持而來的痛苦，哪裡就有找到應許的出路。
對這點，潘霍華看得非常清楚：多少時候，基督徒的團契是因為出於不實的幻想，而整個垮了下來……是上帝的恩典，將這些不實幻想迅速地通通敲碎。就像我們確信，上帝渴望帶領我們認識何為真實的基督徒團契一樣，我們也要明白，在這過程中，我們對他人、對一般的信徒，甚至，如果幸運的話，對自己的種種不實想像，都將被徹底地更新破除。……上帝不是刺激我們感官的上帝，乃是真理的上帝。……凡愛自己對團契的想像多於團契本身的，無論其想法多麼體貼、多麼誠實、多麼認真、多麼自我犧牲，都是在破壞那個信徒團契。（《團契生活》，基督教文藝出版社，頁14-15。）
對於團體的烏托邦想像，最大的危險就在於，這樣的想法會讓我們只願意和性情相近的人來往。這裡我們遇到了團體的第三個迷思––團體是自我的延伸和擴展，我們把團體架構在自己對真實的片面了解上。但是在真實的團體裡，我們並不為自己挑選同伴。相反的，我們的同伴是領受來的恩典。事實上，定義真實團體的最佳標準，就是看看這個地方有沒有我們幾乎不想與之共處的人存在。
如果我們可以活出這樣的團體，那麼就能夠避免理查．桑內特（Richard Sennett）在《混亂的價值》（The Uses of Disorder，Random House, 1970）一書裡所提「純淨的團體」（the purified community）這種陷阱。在純淨的團體––例如典型的住宅區––我們身邊圍繞著的都是相似的人，在這樣的環境裡，挑戰和成長都是不可能的。在真實的團體裡，會有足夠多的差異和分歧來震撼我們，使我們放開自己的需求，不再企圖使這個世界符合我們的想像。真實的團體將引導我們走一條險路––祈求上帝的旨意（而非我的旨意）成就。
討論過種種團體迷思之後，我們再次被提醒，真實的團體是靈性的問題，超乎心理學和社會學的範疇。團體是行動之愛的副產品。團體敲開我們的心思和自我，向一個永遠不會窮盡的上帝敞開。團體將一再地提醒我們，自己對真理的了解始終是片斷而不完整的；在上帝豐富的話語面前，我們需要豎起耳朵好好傾聽。當我們發現，惟一值得生命靠賴的力量，其實遠遠超乎任何人類的組織和關係，那麼在團體生活中遇到的諸多失望，都將因此得到轉化。
尋找團體的危險
由上述可知，對於共同生活抱持不切實際的幻想，背後其實有著許多儘管讓人難以接受，但真真實實存在的緣由。這幫助我們理解，為何美國人談到團體，總是將委身拋在腦後。隨著這樣的幻想夢碎，美國人開始認為，屬於真實團體的美好時光已過，如今我們要靠自己的雙腳站立。
這正是瑞弗（Phulip Rieff）那本《心理治療的凱旋》（The Triumph of the Therapeutic，H& R，1968）的主題。瑞弗認為，在過去，團體一度是個人尋求支持與心理健康的工具，但是隨著工業主義和都市主義的興起，團體逐漸萎縮，一種新的心理治療模式便告出現（最著名就是佛洛伊德），這種治療模式幫助人活得健全、自主，不再需要依賴他人。在這種治療的背後，存在著一種假設：試圖要透過團體尋求人我合一的作法，根本就是個愚蠢的冒險。
同樣的假設和策略，也可以在我們的教育系統裡發現。學校過去曾是個以團體起家，並教導人創造團體的地方，如今卻教導學生凡事都要靠自己，就算過程中有人被犧牲了亦無妨。教育的本質已成了競爭，而非合作；它化身為成績表上的曲線，也出現在學生一起討論功課，卻被說成是「作弊」的事實上––在我們的學校裡，這些都已成了共同的道德標準。但是如果我們的教育系統，認為自己最主要的社會功能，就只是個監督者，監督學校裡所發生，各種財富和權力上的可怕競爭，那麼，我們又能期待這樣的教育，可以教導出什麼樣的學生呢？我們認為，如果不能教導年輕人競爭，就等於我們沒有預備好他們去面對「現實的世界」。
這種認為團體已經式微的假設，同樣反映在現今流行的「新世紀靈性」上。那個被稱為教會的團體讓我們徹底失望，我們開始著迷於歌頌自我、榮耀自我的宗教––看重自我的成長、自我的富足、自我的命運。某程度來說，自我已然成為「上帝」這名詞的最佳代言人；所謂的「靈性成長」，最主要就在於我們有沒有接觸到那個自我。我們不再認為，自我應該要在團體中，與永活的神相遇。
認為團體危險的人，大多自認是務實主義者，他們認為現實生活中，團體就是很難形成，不可能維持。不過，就像密爾斯（C. Wright Mills）把這些人說成是「幻想的務實主義者」，因為當我們以他們的想法來做事，我們只是在保證，未來和現在不會有什麼不同。但是在這樣的未來下，我們根本不能存活。當我們的靈魂，都被心理治療、教育或宗教那種「一個人搞定」的策略所改造，這樣的靈魂將失去重建共同生活的能力，肩負不了形成團體的重要任務，對於我們每個人來說，都是非常危險的。我們要用長遠的真理來取代這種短視的務實主義。我們要在自己和他人身上培植勇氣，敢於去冒建立團體的危險，就算所有的證據都顯示不利，我們仍要堅持下去。不然，我們就將落入所有人對抗所有人的戰爭裡。
團體的模式
過去十年所出現的社群運動，他們認為唯一真正值得的團體生活，就是從大眾化社會抽離出來，組成某個帶有明確目的的團體。這樣的假設背後，其實或多或少帶著一定的文化自負。的確，這些團體的出現對我們來說相當重要，他們提供了可行的模式，讓那些較沒有特定目的的團體可以學習。不過，這樣的團體其成員還是過於小眾。我們需要彼此幫助，建立起真正的團體，這團體超越了各式各樣不實的幻想，最終也不會帶來失望的後果。
對有些人來說，他們想要建立的團體是家庭成員。如果我們真的要做，那麼我們就必須把過去好幾代以來，已經促成家庭分裂的經濟壓力，仔細地列入考量。許多人因為個人事業和經濟需要，而離開家鄉，這便弱化了家庭成員間的緊密關係。只有把與家人的關係放在個人成就之上，建立這樣的家庭團體才有可能。（如今或許正是我們重新對此委身的歷史時刻，特別是我們已經開始發現，任何的經濟指數都不可能永遠上揚。）
對某些人而言，建立團體的地方是在我們的「鄰舍」，這「鄰舍」是按房屋地契和都市規劃的法則來定義，而非基督教所理解的「鄰舍」。但是，同樣的，我們也要考量自己的動機。我們是不是只是為了營造一個安全的居住環境，好讓自己忙碌的生活可以不受打擾？是不是只是希望與鄰居間的關係不要那麼緊張？是不是也期待著當有更好的工作機會來臨，自己可以不受拘束自由離去？只有當我們對於公共生活的健全、眾人的益處有更完全的委身，我們才有能力真正把「鄰舍」倫理，放在我們的利己主義之上。
對我們當中另一些人，所謂的團體是在工作場合和學校裡；畢竟，對大多數人來說，除了家庭，這些是他們最常活動的地方。在其中，人們為了能夠往上升遷、追逐更好的表現，而彼此競爭。可是一旦因為激烈的競爭而破壞了工作團體，公司的產品和服務勢必受到影響；在學校的團體也是如此，彼此競爭可能導致教學品質下滑。我們只有看清，犧牲團體來追求成就，根本是殺雞取卵，才有可能在工作裡、學校中建立起真正的團體。
團體與教會
最後，也許我們當中有人被呼召，要在教會中建立團體。這是有點諷刺的，因為正是「教會」這個觀念帶來了「團體」的概念；而且，如果說我們有什麼真團體可以做榜樣，那就是在聖經裡看見的，教會該有的樣子。
就這點來說，現在的教會離上帝心意真是越來越遠。如今，教會的存在，只是為了滿足我們對於團體的各種不實幻想。但是，如果我們像潘霍華所說的那樣，把種種錯誤的幻想一一丟下，那麼，我們就更容易看清，上帝對於教會的心意究竟為何。不同於社會上其他大型的組織機構，教會仍該保有共同生活的可能性。這才是團體該有的標誌，不但過往的團體支持這一點，我們也該以此來領導今日的團體。
更重要的是，教會應該比任何機構還要能包容不同文化背景的人，因為理論上，教會就是各式各樣的人聚集在一起，為了要委身於那超越的真理。然而，實際的情況是，教會常常刻意不讓其成員的組成背景太過複雜，因為擔心因此會使整個教會分崩離析。教會應該試著站在首要合一的基礎上，學習如何處理各種次要的紛歧，當教會這樣做，就可能成為我們文化裡最讓人信服的團體典範。
這一切需要我們重拾神學該有的任務。神學本來就不該脫離信仰團體，而是應當一再地回到信徒群體的真實經驗中進行思考：神學不是空泛的幻想。神學必須堅定地面對團體理想可能破滅的問題，並不時提醒我們，上帝呼召我們共同生活。神學也應該幫助我們鼓起勇氣，在團體諸多艱困的難處中進行冒險，好得到最終的喜樂與盼望。這不是個簡單的任務，因為神學已經和團體分開太久；如今，影響神學建構的，大多是學術名詞，而不是來自教會的經驗。 我們應該繼續這樣，讓教會的信徒生活經驗和神學院的思考如此隔絕嗎？若真是如此，不管是信徒生命或是神學思考，都不可能有什麼成果，因為這兩者的關係缺一不可。
問題一個比一個艱難，但這並不會澆熄真心尋求共同生活者的熱情。透過團體的操練，我們會學到，彼此相處所產生的問題，絕不是攔阻我們前行的障礙，反而能幫助我們更認識自己和他人，只要願意張開雙手擁抱問題（還有彼此），那麼新的可能就會出現。因為我們知道，轉頭面向他人，就等於面向上帝；只要我們願意回轉，就會在團體中得到上帝所應許的豐盛生命。
（本文譯自Chritian Century March 16, 1977, P.252）
〔全文轉載自校園雜誌2008年5．6月號〕
|